山东空管分局技术保障部召开全员大会

积极地一面，即反映社情民意，通过涉法涉诉纠正一些错案，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机关职权、机构、管理体制的调整还需要外部的财政制度、人事制度等的配合，毕竟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选择者，如果整体系统的制度保障跟不上，设计再多的制度也是枉然。[37]三要分清对审判的监督与对审判者的违法监督，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则应当按照平等、双向制约的要求，更加尊重审判机关的实体裁判权，转而强化对审判人员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问题的监督。

[24]对于工农检察部的人员配置，张闻天曾指出，工农检察委员必须是党和苏维埃最好的干部，这个干部必须是群众中最有威信的同志，他们应该将全部精力用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上，把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工作作为苏维埃其他各个部门的榜样和模范。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检察制度却朝着这个方向疏离，这种疏离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解释的是：它为什么可能？如果说中国检察制度是西方检察制度的移植，那么为什么会呈现今天这种状态？如果说中国的检察制度是中国历史的延续，那么这种延续是否适合正在处于转型社会的中国政治体制，以及这种体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如何存活下来并获得正当性的。宪法的这两条规定表明：在中国，政治上的主权所有者是人民，法律上的主权则在人大，人大拥有包括立法、财政预算、组织其他国家机关、选举和罢免领导人、监督等几乎各项权力。4、把行政监督分离出来，成立一个专门对违法、失职等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部门。[5]权力分立的制度设计有个前提，即要保障各自权力行使的相对独立性，在某一权力行使时不得干涉其他性质的权力。

[29]因此在不违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某种相对独立的监督制度必不可少。二要分清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按照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意见，通过立法建立检察机关调阅审判卷宗材料、调查审判违法行为、建议更换办案人、提出检察建议等程序，从而加强对审判活动（在程序上）的法律监督。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初级的、外在的判断逐渐被家庭条件、权力、经济状况等替代。

他们的日子，几至上顿不接下顿了。中国传统的包办婚姻，是在民间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通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达成的婚姻契约，具有法律效力。[9]二是近代大都市的兴起，交通通讯工具的改善，为新的婚恋观念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与物质基础。后者则是两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和《伤逝》主人公涓生与子君的自由恋爱相比较，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同样遭到家庭的反对，并且还有来自乡村恶势力挟裹基层行政力量而来的压迫，为什么结局却完全不同呢？从理念到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实现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的愿望，使他们摆脱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二《伤逝》是早期自由婚姻的一曲悲歌，但鲁迅所着眼的是从绝望中看到希望，从虚无中看到实在，这和他所提倡的韧性的战斗是一致的。

王天保伤害他人身体应以伤害论罪，石献英、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捆打岳冬至应以渎职论罪。《伤逝》所着重表达的是，婚姻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理念，在早期被人们选择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仅仅过去十多年后的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作家赵树理也写了一个有关婚姻自由的小说，名为《小二黑结婚》。而根据地的法律，是明令禁止收养童养媳的。

在后续的跟进调查中，群众的反应令赵树理大吃一惊：村里人认为，村干部和村秘书打死岳冬至固然触犯了法律，咎由自取。小说还设置了另一个障碍—金旺。[1]相对于法律所面对的比较单一的对象和环境，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更加丰富而复杂，既可能是法律的，同时也包含着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法律研究者或从业者能够从文学中获得更宽广的视野，从而对关注对象能有更本质的了解和判断。执政者对于思想领域的钳制相对宽松，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法律所要面对处理的人类事务，如罪与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复仇、欲望等，都是文学特别关注的。遭到智英祥严词拒绝后，两人怀恨在心，并迁怒于岳冬至而把他害死了。

二黑的父亲二诸葛私下里给二黑收了个童养媳，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贪财，逼迫小芹嫁给旧军人吴广荣做续弦。由于涓生和子君的婚姻是不被家族祝福的，所以子君并没有嫁妆。

区长问：你给刘二黑（即小二黑—笔者）收了童养媳？（二诸葛）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乡村一级基层政权，对此似乎无力作出最终的裁决。二诸葛说小二黑与小芹生辰不对，是火金相克。[3]小说《小二黑结婚》所用版本，见《赵树理代表作：小二黑结婚》，华夏出版社2008年出版。婚姻自由在共产党根据地地区，依靠严密的行政组织和层级的行政力量，成为了一种制度安排。金旺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们两人开斗争会，结果反倒碰了一鼻子灰。

幸得区长主持正义，逮捕了欺压百姓的金旺，批准了小二黑和于小芹的婚姻。在他看来，文学名著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的媒介，阅读文学经典著作，有助于提升法律研究者或从业者的人文素质，提升其对法律的本质的了解与体会。

宣传家庭革命，号召青年走出家庭的樊笼，推翻吃人的筵宴，消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抛开文学与原型的差别不说，《小二黑结婚》起码向读者展示了一点：法律在克服社会根深蒂固的陈规陋习中可以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

而后，涓生求职无门，所译作品又屡遭搪塞，翻译这条路也没了着落。[7]苏立：《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三联书店2006年6月出版，第99页。

这种法制理念对于经历了数十年法制建设的现代中国有没有指导意义？苏力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一文中，甚至就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或者西方的法律意识无法有效治理一些社会基层的矛盾，应该通过传统习惯与习俗去调解这些法律不该去干涉的矛盾。死者的遗体虽然吊在牛棚上，可腿还半跪在一堆牛粪上。《小二黑结婚》的素材发生在遥远的抗战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不仅当时的政治目标不一样，法制概念也还是比较初级与淡薄的。在这方面，文学未尝不可以成为法律人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同时，借助严密的行政组织和强大的行政力量，妇联会、青年会、妇救会等各种组织，在乡村一级纷纷成立，[35]婚姻自由的主张，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行政力量的支持和推行。先行者的困境在于：他们是历史中的人，生活在历史之中，他们的行为超前，乃至背道而驰，一般总是得不到社会的宽容和理解。

从小说中，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来源，所谓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都是无所附丽的。据说，岳冬至与村里的姑娘智英祥相好，而村干部和村秘书也都垂涎智英祥的姿色。

法律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人的意识、思维习惯，就现代化了。经赵树理了解，房东亲戚的侄儿、民兵队长—岳冬至，被村干部和村秘书以乱搞男女关系为名，进行批斗，次日早上被发现吊死在了牛棚里。

他们父女二人的决裂，可以看作是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决裂，新青年与旧家庭的决裂。县府派来的村长不管事，金旺和兴旺就把持着村政，横行霸道。金旺是有妇之夫，却对小芹垂涎已久，经常骚扰小芹。这是一种不可调解的对抗，因而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悲剧。

区长在其中身兼行政、司法双重权威。他的调解与裁决，能够晓之以理，动之以法，在情理法三者中，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20]经济问题在女性解放中显得尤为重要。作品主要写了1942年，在山西某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小山村里，青抗先队长小二黑与同村姑娘于小芹相爱，却遭到双方父母反对的故事。

立法的进程虽然滞后于社会舆情和社会思潮的发展，然而，也还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的：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就规定了，要根据结婚、离婚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包办婚姻的解体和婚姻自由的兴起，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因为它们的对象都是人，所以文学和法律都十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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